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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4年10月4日，夏鼐先生（1910—1985）在写给刘古谛的信中，生动地描述了自己的学术志向，“我初入大学的一年是弄社会学的，后来转入历史系，已经是十字街头钻入古塔中，但是对于十字街头终有些恋恋不舍，所以要攻中国近代史，以便进一步剖析当前的社会。现在忽而改读考古学，简直是爬到古塔顶上去弄古董。离十字街头更远了，喧扰的市声，渐隐渐微了。”（夏鼐《燕园·清华园日记》）不过，据汪远涵、王祥第等故友的回忆，夏鼐之所以改学考古学，还有一段“插曲”在其中，“比夏鼐早一年毕业留校的历史系当助教的杨绍震来找夏鼐，杨说欧州近代史这门考试我已准备一年时间了，你若也报考欧洲近代史，那我必将落第了。……夏鼐同意了杨的要求报考考古学了。榜示后，夏和杨都录取。”（王世民编《考古泰斗夏鼐》）
王世民谈及夏鼐早年“改行”的缘由时说，尽管夏先生“考古情结由来已久，早在童年时代便收集过古钱；就读于燕京和清华时期，先后参观过北京故宫、历史博物馆和地质调查所；对瑞典学者安特生在周口店发掘所获人类化石及石器、古器等文化遗物，在河南、甘肃采集的新石器时代彩陶等物，曾经发生极大的兴趣”，但仍对“近代经济史尚未忘怀，1935年招考的清华留美公费生有经济史一门，随即写信恳请校方‘通融’，将自己的专业改变为经济史，校方未予同意。既然夏先生一心出国留学，又不能改变专业，只好下定决心，‘咬牙硬干’这门考古学”。夏鼐先生在1934年10月2日的日记中袒露心迹：“自己本来预备弄的是中国近世史，这次突然考上了考古学，这样便要改变我整个一生的计划，对于这样一个重大的改变，我并没有预料到，我有些彷徨无主。”作为大学尚未毕业的年轻人，在终身志业的抉择上显出困顿迷茫，是一件再正常不过的事情。可以说，各种因缘际会，再加上自身的天资与努力，成就了夏鼐先生这位中国考古学界的一代大师。
夏鼐先生在考古学（埃及考古学、中国史前考古学、历史考古学等）、先秦史、科技史、敦煌学、中西交通史等领域，都有非常杰出的贡献。随着《夏鼐文集》《夏鼐全集》的相继问世，以及有关夏先生的多种纪念文集、日记、书信集、传记、影像辑等学术资料的出版，人们有机会全面了解夏鼐先生精彩而辉煌的一生。笔者拟从语言文字与南海史地两个方面，结合与先生有关的学术史资料，试谈对先生读书之“勤”与“广”的一点认识。
大学时代的夏鼐，以“读书之勤、读书之广、读书之精”闻名，亦曾获陈寅恪先生“读书细心，敬佩敬佩”的嘉许。夏先生在学习历史学、社会学之余，也常做各种哲学的思辨。如1931年11月4日所记，便带有语言逻辑的意味：“在王栻处谈到Eaton[伊顿]的Logic[《逻辑》]一书中，以抽象的个体物Universal[普遍性]与Singular[单一性]对待，我以为不大稳当，因为据伊顿的意思，单一性应该是（1）个体而非群体，（2）具体而非抽象，故抽象的不论个体或群体都应该归入普遍性（如权利、爱情之类）。我以为分类的标准，仅可有一个，如有两个标准，那么如非‘不必要’（如相同）便是‘不可要’（如互相冲突）。”
1934年8月17日所记则是关于语言学与文化人类学之间密切联系的思考，“阅书：Kroeber，Anthropology[克罗伯：《人类学》]。其中论及言语及其他文化因子之联系性，颇可为近来讨论欧化语者之参考，即对于大众语的争论一问题亦不为小助。……我以为大众是否有能力创造大众语的文学，而不是现在冒充大众语作家者假装不三不四的大众语文学。大众的文化一般地升高，侵入文学中便会使文化自然地大众语化了。”
夏鼐从燕京转入清华历史系后，修读了“中国通史”“甲骨文字研究”等课程。1934年8月，夏鼐参加公费留美考试，顾颉刚先生所出“中国上古史”试题，包含“殷墟文字”和“毛公鼎”“虢季子白盘”“石鼓文”等，夏鼐考出了九十五分的好成绩，足见其语言文字学方面的优良基础。《言语和中国文字二者起源的比较》（林语堂著、夏鼐译）、《宾词数量限制说之批评》则是夏鼐早年所撰（或译）直接关涉语言文字之学的著述。
1935年9月，夏鼐留学英国，先后在艺术研究所、伦敦大学学习考古学，“一方面继续阅读西文考古学书籍，一方面对于中国金石学及文字学等与考古学有关者，加以学习”（王世民、汤超编《夏鼐书信集》）。因虑及“如欲学埃及、希腊、罗马考古学，须先学文字，至少须费二年功夫学习文字”，故有“转学爱丁堡学习史前考古学”的打算，然而“攻史前考古学，对于未曾学习过之地质学及解剖学等，亦不得不补习。是以事实上必须再读二年，以学习基本科目”。
在此期间，他对瑞典汉学家高本汉的著作颇有留意。如1937年3月19日记：“听Karlgren[高本汉]讲演Evolution of Chinese Language[中国语言学的演进]。”1938年6月5日：“阅毕Karlgren，Sound and Symbol[高本汉：《语音与符号》]（pp.1-112）。此书为通俗性质之书。关于音韵学部分，虽极简略，颇多作者创见。文字学部分，则甚浅薄。书中时有误解中文之处，如：p.46谓‘束肉’（‘Tied meat’meaning ‘teacher’s fee’）似为束修之误。p.71将名词父兄解为father’s brother。p.63谓蒙恬造驼毫笔camel’s hair brush，未免伪造史实。p.60谓笔顺有一定次序，引‘女’字作一+く+丿=女，也是该打手心（因为中国人写此字顺序为く+丿+一，故草书作‘め’）。”
夏鼐的论著目录中有一篇题为《一个古埃及短语在汉语中的对应例子》的短文，是不折不扣的语言学论文。他在1937年11月5日简单记录了这篇文章的写作背景，“今天念到Late Egyptian Stories[《新埃及文故事》]中Horus and Seth[荷鲁斯与塞特]，他们喝惯了牛奶的毛子看不惯。我拿中国‘乳臭小儿’一语来解释，伽丁纳尔教授很高兴，叫我写下来，交给JEA[《埃及考古学杂志》]去登载”。30日记道：“阅毕Chester Beatty, Papyrus I [切斯特·贝蒂：《纸草文稿》之一]关于荷鲁斯与塞特的故事（预备埃及文读本原文）”。1940年4—5月完成的《关于贝克汉姆岩的几点评述》，“发现埃及象形文字新材料”，并与艾伦·罗威先生就“祭坛”旧说抑或“塔门”新释之优劣进行辨论。1965年10月16日，夏鼐致郭沫若函，论及埃及象形文字、苏美尔楔形文字及两河流域之最古文字，甘肃辛店彩陶图形、朱家寨仰韶文化墓葬所出骨板符号、广西花山岩画图像是否为原始文字等，对文字起源的普通文字学问题发表了看法。
中西交通史是夏鼐先生用力甚勤的领域之一。《西洋种痘法初传中国补考》《略谈番薯和薯蓣》《“和阗马钱”考》《作为中非交通关系证据的瓷器》《和田马钱考补说》《汉唐丝绸和丝绸之路》等都是这方面的代表论文。夏先生治此学，擅长利用所掌握的多种语文知识，从考古资料切入，结合传世文献，从中西比较的角度探寻名物的传播方向与路线。
《夏鼐书信集》收录了1979年10月至1984年11月期间，夏鼐写给历史地理学家谭其骧的六封长信，以及谭先生的两封复信，专就谭著《七洲洋考》《宋端宗到过的“七洲洋”考》诸文展开往复讨论。夏先生对谭著所说的“时至今日，认真整理南海诸岛的历史已为我历史学者一项迫切需要完成的重要任务，我们不能容许错误的说法再广为传播下去了”这一呼声，作了极为严谨、认真的回应。
以《书信集》为例，除了谭先生之外，夏鼐在致梅冷生、韩儒林、李德清、罗荣渠、吴德铎等的信函中，都曾或多或少地谈及南海史地之问题。其1962年日记中所提到平时的阅读资料，涉及此的例如：“阅马欢《瀛涯胜览》（冯承钧校注本）”“阅Miller[米勒]的《北周书》异域传的英文译注本”“阅向达《蛮书校注》”“阅《中印政府官员谈边界问题的印度方面报告》（1—114页未完），写的很长，但多不切题，更有些怪话，如为英帝国主义辩护，及对史料强不知以为知（印方72页，以为有隋裴矩《西域图志》的地图）”等，也都是相关的工作。
夏鼐在紧张繁忙的工作之余，热心推动先贤的重要著作整理出版。其中最重要的一项工作，便是有关元代周达观撰《真腊风土记》（以下简称“真腊”）的校勘注释。该书是了解当时真腊（今柬埔寨）等南海诸国历史地理、风土人情的重要文献。为此，夏先生努力寻访《真腊》的各种版本。1961年2—3月的日记多有记述。次年4月5日，温州籀园图书馆的梅冷生馆长致夏鼐函说及：“托查温州刻本《真腊风土记》，元序跋末页亦残缺。其板尚存文管会。张宋庼知其来历，出瑞安许氏仿宋巾箱板本，前由宋墨庵介售于我。兹检原书奉寄，或出四库本翻刻也。其中各则文字并未缺少，孰当孰失，未取各本细对，幸恕谅。”此函另有附记：“《真腊》不必急急寄还，将来连同其他书同寄。”不巧的是，《真腊》该刻本在托亲友带回温州途中遭窃。梅馆长后来致夏函说：“《真腊》板片存，后可印制。”
1976年，夏鼐又开始为《真腊》一书忙碌。11月3日记，“上午中华书局谢方同志来，希望我明年能将《真腊》的校注本交稿”。1979年，夏先生将王祥第请至北京中华书局，这对“三同”（同乡、同学、同庚）之交共同推进《真腊》的校注工作。这年秋冬，是两位集中编辑书稿的重要时期。12月9日，《真腊》书稿宣告完成。
1981年1月6日，中华书局将《真腊》三校交给夏鼐。数天后，夏鼐看完最后一次校样。同年3月，该书正式出版。从开始为撰著此书而搜集各种《真腊》各种版本，到最终问世，前后整整二十年。书稿出版之后，夏鼐先生仍然很注意搜集相关资料，作为日后续补之用。
“我对于宋元史及东南[亚]史，皆非所长。《[真腊风土记]校注》乃旧作加以整理，或许能供学者之参考。”1983年5月1日，夏鼐在致李德清的信中如是说，庶几可以视为夏先生撰著此书初衷的简洁描述。徐苹方先生作了如是的评价：“他能够从考古学的研究兼做古籍整理工作，这是我们前辈学者在学术研究上的优势，他的《真腊风土记校注》（中华书局一九八一年）便是古籍整理方面的杰作。”
夏鼐先生读书广博、精深，而且平易近人、态度谦逊，但同时也有不平则鸣的严肃一面。李汝宽先生回忆夏鼐曾在一封信中对其使用英文名沙米（Sammy）颇不以为然，“程尊函副本，实则报道先生时，何不用‘汝宽’大名？不仅沙米伤牙，而且读之实觉洋味过重”。夏先生还会激越直言：“我也知道现下有些大人物，信口发表关于这些专门学科方面的意见，高谈阔论，基本不知道自己所谈的是什么学、什么学是什么东西。我希望像足下这样专攻冷门学问的专家，不要凑热闹，以免把学术研究引入歧路。”
最后还可一提的是，夏鼐先生身居要职，公务繁冗，与中外学界学人的书信往来，自然是措辞谨严、不卑不亢，但同时又有率真诙谐的一面，比如在给王栻先生等交情极为笃深的同乡、同学的信中，就能读到调侃式的幽默文字，“不意冷门近来忽然走运。‘文物外交’不仅国内要招待外宾（包括外籍华人的‘二毛子’，如何炳棣流）”，更有“王道士”“景荣公”等对老友的戏称。至此，一个生动鲜活的长者形象，宛在目前。
